文／侯勝宗博士(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特聘教授、服務創新與行動設計中心主任)
在2003年的冬天，我們家迎來了來自北越的外藉照顧者—阿菊。那一年，我還在博士班的學海中浮沉，家中也剛迎接新生命的誕生，手忙腳亂。二十七歲的她，離鄉背井來到台灣，原本只是一紙照顧奶奶僱傭合約的履行，卻沒想到，阿菊這一待就是十二年之久 。
在這四千多個日子裡，阿菊不僅是我們家中的得力幫手，更成為我們至親的家人。她看著我的孩子從襁褓嬰兒長成挺拔少年，那雙因操持家務而逐漸粗糙的手，更溫柔地承接住我年邁祖母生命最後的重量。祖母晚年歲月失能、失智，是阿菊日夜隨侍在側，餵食、翻身、沐浴，讓長輩得以在生命的黃昏保有尊嚴。直至奶奶離世。當阿菊最後要返回越南時，我們全家到機場送行，那種椎心的不捨，至今仍讓我難以忘懷。
阿菊的故事，是台灣二十多萬個聘僱外籍看護家庭的縮影。然而，當我們將視角從「家」拉高到「國」，卻發現這群撐起台灣高齡社會半邊天的「阿菊們」，長期以來被隔離在正規長照體系之外。過去許多家庭習慣將照顧責任「外包」給移工，卻忘了她們也是需要支持、需要喘息，甚至需要被「賦能」的夥伴。
隨著政府即將推動「長照 3.0」，我們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未來的長照，不應只是預算的加碼，更應是價值的重塑—從「隔離」走向「共生」，從「看病」走向「生活」。
打破二元對立：
讓「外看」成為長照 3.0 的神隊友
長期以來，台灣的照護現場存在一道隱形的牆：一邊是政府大力補助的長照 2.0（居家服務、日照中心、住宿型機構…），另一邊是家庭自費聘僱的外籍看護。過去的政策邏輯往往是「二擇一」，一旦請了外籍看護，就被視為「資源已足」，有外籍看護的家庭就會被排除在社區照顧資源之外。
這造成了雙輸的局面：移工因缺乏替手而長期過勞，照顧品質難以提升；而重度失能的長輩，也因此難以融入國家提供的照顧體系之中，長者失去了專業復能（Reablement）的機會，身體機能退化得更快。
令人欣慰的是，長照3.0的規劃終於看見了這個缺口，將放寬聘僱外籍看護家庭使用「日間照顧中心」等社區式服務。這是一個極具指標性的轉變，但我們必須做得更多。
政府今年已開始啟動長照3.0政策，建議長照3.0可以進一步推動「外籍看護共生培力計畫」。當長輩前往日照中心時，隨行的外籍看護不應只是在旁滑手機等待，而應被納入專業團隊的一環。我們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由專業人員或職能治療師指導她們正確的移位技巧、口腔護理與復健知識。把這一群「阿菊們」當成協力照顧的神隊友，而不是替代品。這不僅能提升她們的工作技能，更能降低她們潛在的工作挫折感，讓長輩回到家中後，延續日照中心的復能效果。這就是「共生照顧」（Symbiotic Care）的核心—不分國籍、不分專業或家庭，我們共同編織一張接住長者的照顧安全網。
十分鐘生活圈：沒有移動，就沒有生活
除了「人」的共生，「行」的連結更是偏鄉長照的最後一哩路。
這幾年，逢甲大學的社會創新團隊走遍台灣偏鄉角落。我們看過太多住在山巔海角的獨居長輩，因為沒有公車、叫不到計程車，而被困在孤獨的房子裡。對他們來說，長照服務再好，若「去不了」，一切都是枉然。這就是典型的「移動貧窮」。
衛福部在長照 3.0 中提出了「十分鐘照顧圈」的願景，希望長輩在車程十分鐘內就能獲得所需服務。這是一個美好的目標，但要落實，不能只靠傳統的長照交通而己。我們需要的是一場「微型交通」（Micro-transit）革命。
在許多偏鄉地區，較大型的九人座車輛是開不進去部落，且成本高昂。我們應該鬆綁法規，鼓勵在地力量投入。就像筆者推動的「微光 134」計畫，培訓部落婦女、二度就業勞工成為社區接送司機，利用自家的小型車輛提供彈性、預約制的接送服務 。
更重要的是，交通補助的思維必須改變。目前的長照交通多侷限於「就醫」與「復健」。但「生活」不只有看病。去教會做禮拜、去市集買菜、去社區據點跟老朋友下棋，這些「社會參與」才是延緩失智失能的最佳良藥。此外，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的長照交通極有可能結合AI科技進行跨域調度，整合就醫、就學、就養與生活採買，提升更全面與多元的整合式服務。當一台車載著長輩去看診，回程順便幫獨居老人送便當，車子就不再只是運輸，而是溫暖的社會的連結，司機也不再是駕方向盤的駕駛員，成為可以接住弱勢長輩的那一雙手，扮演社區的照顧者與助人者。
結語：邁向「敢老」的共善社會
回首阿菊在我家的那十二年，她教會了我一件事：照顧，不僅是勞務的付出，更是生命關係的聯結。今年開始的長照3.0能否成功，不在於政府蓋了多少硬體設施，而在於我們能否為每一個像阿菊這樣的照顧者賦能，能否為每一位受困家中的長者打通出門的路。透過「共生」打破人際的藩籬，透過「移動」縮短空間的距離。這是我作為一名入世學者的深切期盼，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對高齡未來的共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