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侯勝宗博士(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特聘教授、服務創新與行動設計中心主任)
花蓮光復鄉於2025年10月，一場驟雨引發的洪災，再次凸顯了台灣社會動人的互助精神。來自各地的志工迅速集結，以善意構築起堅實的救災防線，這是我們最美的風景。然而，當媒體熱度退去，我們必須冷靜思考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如何將這份短期的援助能量，轉化為一場具備韌性與策略的長期社會變革？
多年來，在我創立的台灣微光行動協會在逢甲大學的支持下，我們持續推動偏鄉弱勢民眾和高齡長者的出行正義。在過程中，我反覆思索：慷慨捐款與熱心服務，是否真正解決了問題的根源？這使我們逐漸體悟到，除了提供即時的「公益」援助，更需追尋結構性的「公義」解方。
公益與公義：不只「給魚吃」，更是質問「漁場為何被污染」
「公益」與「公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行動導向。若將社會比喻為漁場，「公益」像是「授人以魚」，確保飢餓者溫飽；進一步則是「授人以漁」，傳授他們自立的技巧。但「公義」關心的卻是：「為何這座漁場會被污染？是誰污染了它？」
兩者的核心差異，在於與「權力」的距離 ：
◎公益：扮演社會安全網的「補位者」。它著重於及時援助與慈悲關懷，處理眼前的痛苦，常與政府協力，風險較低。
◎公義：以「權利」為本，扮演社會結構的「監督者」。它追問並拆解不平等的根源，從倡議修法到監督政策，力求問題不再重演。這無可避免地會挑戰現有體制，因此常需承擔更高的政治成本。
當一個非營利組織(NPO)的服務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便會發現許多個案的困境並非偶然，而是源於深層的結構性因素。此時，將第一線的服務經驗，轉化為推動系統性改變的倡議動能，便成為從公益邁向公義的關鍵一步。
從公益到公義的三種路徑
在台灣成熟的公民社會中，NPO的轉型至少已發展出以下三種清晰路徑：
1.演化之路：從服務到倡議
罕見疾病基金會是最佳典範。他們從服務病友出發，深刻體會到個案救助永遠趕不上家庭墜落的速度。於是，他們將「悲情敘事」翻轉為「權利語言」，透過長年專業的遊說，最終成功推動《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的立法，以制度性改革槓桿前端的服務。
2.制度之路：以法律捍衛平等
法律扶助基金會自創立起，便以「程序正義」為核心 。他們透過法律諮詢與訴訟代理，致力於矯正因貧富差距而導致的司法不平等。法扶不僅在個案上為弱勢者伸張權利，更以制度化的方式監督國家權力，確保每個人的聲音都能在法庭上被公平地聽見。
3.對抗之路：扮演社會的看門狗
在環境與人權等議題上，許多團體選擇了更直接的對抗路線。他們透過監測、揭露、環評攻防與行政訴訟，直指污染源頭與不當開發，追求「環境正義」與「世代正義」。在他們眼中，「衝突」是開啟公共辯論、迫使權力改變的必要過程。
公義之路的挑戰：荊棘的遠方
走向公義的道路並不平坦，NPO至少會面臨三大挑戰 ：
1.募款的困境：公益的成效具象、短期可見(如服務人次)，容易獲得支持；公義的成效卻是抽象且漫長的，這與多數資助者追求年度KPI的邏輯有所衝突。
2.與國家的緊張關係：從政府的「協力夥伴」轉變為「監督者」，組織很容易被貼上政治標籤，甚至面臨補助撤回或法律訴訟的壓力，考驗著組織的韌性與領導者的勇氣。
3.內部的失衡張力：組織需在「服務」與「倡議」之間取得平衡。理想的模式是建立動態的循環機制：以服務作為前線哨所，蒐集問題；回饋給倡議部門設定策略；倡議的成果再回頭改善前線的服務處境。
重新定義成功：不只看見扶貧，更要看見變革
公義的影響力，需要超越傳統的服務人次、募款金額等扶貧量化指標。我們必須採用更能彰顯長期影響力的評估方式，例如：以「變革理論」擘劃長程改革路徑、以「政策影響追蹤」記錄建議被採納的程度，並分析社會對議題的論述是否從同情轉向權利倡議。
慈悲與勇氣，缺一不可
公益與公義並非對立，而是一體兩面。前者織密社會安全網，承接日常苦難；後者則推動制度革新，拓展文明的邊界。NPO的終極使命，不只是有效率地「解決問題」，而是致力於讓問題「不再發生」。在天災與新型態不平等交織的此刻，讓我們既持守慈悲，也鍛鍊勇氣，勇敢地選擇那條更長、更難，但最終通往一個更公平、更永續社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