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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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謙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

文／侯勝宗博士(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教授兼所長、B型企業王道中心主任)

現代化社會的機會分配機制操控在大學的手上。大學頒發的文憑決定了一個人能否得到高薪工作和受尊敬的社會地位。這是高等教育之幸，卻也是詛咒。(桑德爾，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
在過去，教育是社會流動最重要的機制，而如今，不同階層家庭的子女能否進入菁英學校是有階級偏差的，並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真正公平的機會。現實世界的機會遠遠不是公平的。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系桑德爾教授近來出版《成功的反思》。書中指出美國名校大部份都來自富有家庭，因為富有家庭可以給小孩更好的學習環境，再加上各種人脈關係，所以能否進入菁英名校是有階級偏差的，而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真正公平的機會。真實世界的機會是不公平的。而在此種菁英制度下，成功者會認為他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來，而產生了「才德的驕傲」心理，即上層社會專業人士對位處底層社會的勞動階級工作族群缺乏同理心，甚至有一種不屑和輕蔑，嚴重惡化了社會階級的對立。
反觀台灣社會的發展，似乎也是美國的翻版。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林明仁教授和學生的一份研究即揭露：越有錢家庭的子女進入台大的機率也越高。他們研究發現超過一半的台大學生（51％）來自全台灣前20％最高所得的家庭。另一位台大教授駱明慶2016年發表的研究發現，2011至2014年間，台北市18歲人口成為台大生的比率，是花蓮的是7.37倍，其中台北市大安區更是花蓮的12.83倍，也就是住在都會精華區的人進台大的機率遠高於偏鄉。如果再加上台大花在每位學生的支出明顯也高於全國其他國立與私立大學，造成有錢人子女反而得到政府更多資源的弔詭情形，惡化了社會階級的不流動。事實上，社會底層家庭或偏鄉學生想靠教育翻轉人生，恐怕沒有預期中的容易。
但過去二年多來的疫情衝擊，不只改變了人類社會與日常生活，更改變了人們的人生觀與工作觀，讓我們重新反思什麼是重要的？人生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網路上有一份調查十分有趣。《DailyView網路溫度計》透過《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調查防疫期間台灣民眾最感謝的人是以下幾類工作：醫護人員、檢疫與防疫人員、配送司機與物流業者、警察與國軍、機場空服與地勤人員、衛生所人員、口罩製造廠人員…。在大疫年代，真正幫助人類社會渡過難關是社會中一群最不被重視的工作者，過去我們對這類從業人員往往是最漠視與帶著輕蔑的眼光。桑德爾也在《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全球疫情讓人們重新認識所謂低技術、低薪工作者的價值。他說：「疫情讓人們開始更理解自己真正依賴的是誰，知道重要的不只是醫生和護士，而是快遞工人、雜貨店店員、倉庫工人、家庭照顧者，還有許多零工經濟工作者。我們稱呼他們為『關鍵工作者』，但他們卻不是得到最好報酬、獲得最多榮耀者。」
但是現實世界中的社會氛圍和父母親家長，是不會鼓勵人們和自己的孩子投身於上述這些「關鍵工作者」職業中。因為每個人都想在競爭激烈的升學考試與求職面試中，擠身成為富有才德的人生勝利組，晉升為社會菁英與無法被取代的專家。而社會大眾也普遍認為唯有富才德的菁英，才適合成為各式組織(政府、大學、醫院、企業、機構…)的統治者或管理者。久而久之，菁英主義與領域專家就主宰了國家政治與社會發展。
但是這樣過度強調成為「贏家」的菁英主義，真的有助於人類文明發展嗎？事實上，社會大眾以職業類別看待是否成功的普遍共識，似乎讓社會陷入前所未見的困境之中。
聖經腓利比書有一段話說：「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在瘟疫與病毒之前，人人平等的；不會因為你是大學教授就可以免疫，不會因為你是大企業家就不會確診。讓我們學習以謙卑來面對不同職業的重要性，珍惜社會中不同行業的認真付出，看別人比自己強。